越医文化内涵初探

浙江绍兴市中医药文化研究所（绍兴 312000）  沈钦荣

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作为春秋越国的都城，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陈桥驿指出，“由于建城年代的记载确凿和城址的稳定不变，作为一个古都，它的存在实际上比现代西安和洛阳等都要早得多，这就是绍兴名城在历史上的不同凡响。”[1]绍兴有名士之乡、书法之乡、越剧之乡等美誉，巍巍会稽山承载着古越文化的凝重积淀，悠悠鉴湖水流淌着古越文化的纵横脉络，置身于古越小桥流水、黛瓦粉墙之间，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呼吸到越文化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气息，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历史文化博物馆。越医文化扎根于越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自然是醴泉有源、芝兰有根了。

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上，提出“中医药文化”的初步定义：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2]2007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张其成教授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概括为“仁、和、精、诚”四字。

越医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有两个特征，一是传承性。越医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于越先民在医药活动之始就蕴含了越医文化的形成；越医文化经代代传承并不断发展，出现了张景岳、章虚谷、俞根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等为代表的杰出越医，留下了《景岳全书》、《类经》、《医门棒喝》、《通俗伤寒论》、《珍本医书集成》、《中国医学大成》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医著，创立了绍派伤寒，涌现了以钱氏女科、三六九伤科等为代表的专科世家，越医文化决不是今人杜撰的新名词。二是地域性。越医文化具有显明的地域特征，与越地的地理风貌、人文风俗密不可分，深受越文化熏陶；离开了这块文化土壤，越医文化不复存在。越医文化是孕育并不断发展于越地的富有中医药特色的传统文化，包含了越医的价值观念、诊疗疾病的独特经验和思想，以及越医独有的风格和气度，蕴藏着越医的坚韧意志及智慧光芒。越医文化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古越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华传统医药珍贵的历史遗产，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浙江中医药的代表，在中华医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越医文化的内涵体现在：

一、励精图治的务实精神

绍兴人以勤俭务实名世，耕读传家是其传统。大禹治水，百折不回，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克洪荒而享太平；句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雪耻而开创越国伟业。历代越医秉承的就是这种励精图治的务实精神，越医结社办报的成就，是其务实精神的明证。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结社办报是很时鲜的事，据所见资料统计，1908——1920年间全国大约创办中医杂志20余种，但其中许多杂志仅办一、二年即停刊[3]，如《绍兴医药学报》办满20年，出到189期者廖若晨星[4]。1908年，由何廉臣、裘吉生等人发起成立绍郡医药学研究社；同年，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学报》特聘海内中医名流章太炎、丁仲祜、张寿颐、张寿甫、恽铁樵、何公旦、袁桂生、杨燧熙、张汝伟、周小农、傅懒园、时逸人、王肖舫、高思潜、张破浪等为名誉编辑员，水准高，学风正，是当时全国中医药学术交流的中心阵地，从中展示的是越医制度严密、办事严格的作风。研究社的选举方法是当场投票、检票，当场公布结果，社长、副社长、评议员均按得票多少当选，并在《学报》上公布；连续三次无故缺席会议、连续三月未缴会费作自动退社论处；报社成立流通医药学书籍公司，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本公司专利医药书籍，出售除医药书外，可寄售各种书籍，但不能自印”；“本公司禀请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施行，如有中外人等籍端滋闹者，送官究治”；“本公司所购各种旧版书籍，苟能保存者，必当维持，不可贪利求售，查出者倍罚。”可见越医筹划之缜密。同时，办事灵活。《学报》以刊登广告增加收入，设立全国代售处增加发行量；“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以书入股等等做法，至今仍可借鉴。

越医治学行医的作风也充分体现了其务实精神。从《通俗伤寒论》中俞根初引用的书看，有《内经》、《千金方》、《伤寒总病论》、《医学心悟》、《顾松园医镜》、《世医得效方》、《张氏医通》、《医门法律》、《和剂局方》、《医方集解》、《伤寒全生集》等，其读书之广，学习之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俞氏勤于实践，说“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非谓临证多者不必读书也，亦谓临证多者乃读书耳”（《 通俗伤寒论·伤寒要义》）。其诊病时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告诫后学“慎毋相对斯须，便处方药”（《通俗伤寒论·伤寒诊法》）。其诊病，必先观目察舌，用两手按其胸脘至小腹，有无痛处，再问其口渴与否，大小便通与不通，服过何药，然后切脉辨症，查明其病情，审定其现象，心中了了，毫无疑似，方始处方。俞氏对已在他医处诊过的患者，必问其所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明其有否药误，以便核前之因，配己之见，默为挽救，从不吹毛求疵，信口雌黄，并告诫说：如果“病已垂危，无可挽救，慎勿贪功奏技，而违众处方，以招铄金之谤”（《 通俗伤寒论·查旧方》）。其务实如是。

此外，越医“巧思安能敌拙修”（《默坐》，《剑南诗稿》卷二十五）、“圣门初岂远，妙处在躬行”（《铭座》，《剑南诗稿》，卷七十七）的养生观，也反映了越医的务实精神。

二、不激不厉的和谐思想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得中和之美，雅俗共赏，后人评之“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越剧以其悠扬优美之唱腔，尽显江南情调。天长日久，浸淫于越文化之中，不激不厉的和谐思想也成了越医文化的重要内涵。张景岳提出“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其“医易同源”的思想，阴阳既本同一体，又一分为二、体用一源的辨证观，是越医文化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张仲景伤寒之说统治医坛千余年，至清叶、吴温病学说兴起，寒温之争炽热化。俞根初创绍派伤寒，其体现的核心思想也是“和谐”二字。俞氏首次提出寒温一统观点。指出“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通俗伤寒论·伤寒要义》）。“后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伤寒二字统括四时六气之外感证”（《 通俗伤寒论·伤寒夹证》）。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新论（《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何廉臣称之曰：“廉臣细参吴氏《条辨》峙立三焦，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一无遗憾”（《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其二，俞氏治养亦重，专设瘥后调理诸法。其三，俞氏用药轻灵，多选用质轻的草木花类药，药之用量亦较轻，并喜欢用鲜品及汁。深得举重若轻之奥秘。

三、择善而从的包容胸怀

蔡元培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论奠定了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最高学府的基础，越医的包容胸怀堪与之媲美。其表现：

一是皇家医与草根医的融合。南宋，宋高宗赵构驻跸于绍，一大批御医随之南渡，亦有不少流落民间，绍派医家喜用之栝蒌就传之于宫庭医；当地的钱氏女科亦因治愈高宗后、妃、嫔之疾有功而名声大噪。皇家医与草根医的无间融合，铸就了越医文化的权威性和创新性之魂。

二是越医乐于博采众家之长。一代宗师张景岳曾游学北京、辽东等地；御医傅懋光主持与朝鲜国御医的医学交流；章虚谷曾游学岭南、河北、苏州等地；清末民初，越医与江、沪医家交游更是密切。赵晴初曾为马培之《纪恩录》写跋；何廉臣曾寓苏垣一年，居沪三年；王慎轩更是把吴中作为第二故乡，承孟河医派遗钵，创办苏州国医学校，悬壶济世，以妇科大家“王神仙”享誉吴中。

三是中西包容。何廉臣《中西医学折衷论》中提出对中西医学须“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精益求精，不存疆域异同之见”（绍兴医药月报民国16年7月第3卷12号67页）。其不但亲自在上海游学，并购多种译本以汲取西学新知，并且命其子幼廉专程去沪上学习新知。在其主持的1909年4月朔日绍兴医药学社的朔望讲学中，特邀美国传教士、绍兴福康医院的创办人高福林参加，商讨眼下常见疾病中西疗法的优劣。1934年6月杜同甲组织了“甲戌中西医联欢会。”1914年裘吉生在绍兴创办中西医兼备的裘氏医院，虽然规模小，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当时是创举。1921年，裘氏迁杭筹建三三医院，延聘中西医师十数人。

四是能包容不同人的不同意见。《绍兴医药学报》在民国十七年四月第4卷第6期上发表了余云岫撰写的《中国医学结核病观念变迁史》一文，并在按语中说：“余君为攻击中医最烈者，而此篇足资整理中医之助，病家之益，故发表之。本刊不以人废言也。”其包容如是。余云岫能向《学报》投稿，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学报》当时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四、桀傲不驯的独立个性

东汉，绍兴出了一位无神论宗师王充。在越地，既有柔绵的越剧，又有高亢激昂的绍剧；既有西施之柔美，又有秋瑾之豪侠；既有得书法中和之美精髓的王羲之，又有被誉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的徐渭（袁宏道《徐文长传》）；鲁迅一介书生，却心担天下，被誉为“民族脊梁”。历代科举中，绍兴出了15个文状元，同时也出了12个武状元。越人既能卧薪尝胆、养晦韬略，也能“横眉冷对”，卓尔不群。桀傲不驯的张扬个性是越医文化的重要体现。

章虚谷著《医门棒喝》，针砭时弊，棒喝警世。历代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宗，辨证之师，千百年来后人不敢越雷池半步；清时吴中叶天土、吴鞠通创温病学说，自此寒温之争不绝。绍派鼻祖俞根初 “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新思路，标新立异；其后的另一绍派大家胡宝书提出“竖读伤寒，横看温病”，何等气势。民国中医存废之争中，余云岫是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其所著《灵素商兑》是鼓吹废止中医的重要理论工具，当时全国虽有无数文章应战，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方旗鼓相当。越医杨质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提出“吾人欲讨论《内经》之真价，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的见解批评之。”“《内经》之最高理论维何？曰辩证法的观察是也”（杨质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编辑铅印本，1984）。众人旋信杨氏之言高屋建瓴，振人耳目，余氏遇到真对手也。杨氏之文当时在全国转载者二十余家。越医傲然独立的个性张扬天下。

千年越医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发展，岁久而弥觉珍贵。今天，越医文化已入选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在积极申报“国遗”。越医文化定能为繁荣中医药文化、服务百姓，谱写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沈钦荣.绍兴医药文化.北京：中华书局 , 2004,1.

[2]张其成 ,刘理想 ,李海英.近十年中医药文化学发展回展.中医药文化杂志，2009,(1）

[3]邓铁涛，程之苑.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50.

[4]曹炳章.中国国医药月报杂志调查.中国出版月刊,1934年第2卷医学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