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实践

沈钦荣

绍兴早期的西医

西医传入绍兴，始于清光绪年间。光绪十年（1884年），诸暨县城基督教堂设西医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美籍传教士高福林来绍兴，在市区大坊口（今真神堂隔壁）租用民房开设诊所施医传教，兼售西药。清光绪季年，嵊县人袁质夫在绍兴创办宏道医院，院址在城关观前。袁质夫曾学医于杭州英人所设之广济医院。遗憾的是没几年，袁因疾早逝，医院亦随之关闭。继之者为新昌人谢佩铭，亦学医于广济医院，由武勋桥吴氏延聘来绍，设诊所于其家。后因意见不一，谢乃于西郭门内盐仓桥附近，购地自建医院，名曰神州医院。其建筑之宏丽，为绍地各医院之冠。谢氏为基督徒，着西装，每出诊必骑马，路人只要听到马铃响，即知其经过。“五四”前，谢售其屋地于陈氏，挟款北上，任军医长等职。稍后，上虞人陈继武设东湖医院于东湖。陈氏学医于日本，与日本人绵贯与三郎在上海创办中日医学校。迨革命军兴，学生纷赴后方服务，学校因以停办，陈亦回绍行医。未几，受商务馆之聘，又携眷而去。陈氏于医学研究颇深，著有《家庭医学》、《中西验方新编》等书，均由商务馆出版。1910年3月，高福林在绍兴市区设中国绍兴基督教医院（后改名为福康医院，即现在绍兴第二医院前身），并于1912年开设床位。其后较有名的西医医院有：吕春和在嵊县创办成春医局；田时霖在上虞县创办余上永济医院；汤许定、周仰川等在诸暨县创办诸暨病院；王邈达、王晓籁、王孝本兄弟在嵊县创办芷湘医院；李大桢、张爱白各在绍兴市区创办越中医院、处仁医院。

20世纪40年代初期，各县相继建立了县卫生院。日本军入侵后，各县卫生院曾整编成卫生队流动乡村，规模较大的私人医院也关门停诊。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卫生院及部分私立医院相继复业。1945年11月，浙江省立第三医院由龙泉迁址绍兴市区东街，改名为浙江省立绍兴医院（即现在绍兴市人民医院前身）。1946年9月，诸暨县也建立公立医院。

绍兴早期的西医，有外籍传教行医者，有国人从欧美、日本学医，或从国内西医学校毕业后回乡行医者。西医的出现，对古城绍兴古老的中医界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绍兴早期的中西医汇通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面对滚滚而来的西医新知新术，不少中医感到彷徨、沮丧。而绍兴医界中之有识之士自强自立，主张中西医汇通，并进行大胆尝试，何廉臣、裘吉生、赵逸仙、傅懒园、杨则民、田晋蕃、何壁斋等为代表人物。

绍兴医家首先对中西医学进行了认真比较，试图从西医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阐释中医治病机理，并奔走呼吁，提倡中医汇通。何廉臣《全体总论·绪论》谓，中医药之疗效确凿无疑，但论述“全体之各种机能，承讹袭谬，逊于西医之精确者多矣”。其《中西医学折衷论》又说：“中医则古胜于今，弊在守旧；西医则今胜于古，功在维新”，提出为求得中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提高，须“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精益求精，不存疆域异同之见”。在他主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张锡纯中风案后的按语中指出，根据西医解剖所见，中风患者脑中多有死血和积水，因而在治疗上除引血下行、镇肝熄风外，更应采用活血化瘀法，把中西汇通理论直接应用于临床。

裘吉生在《学医方针》中指出：“学术文化，皆有融洽共同之趋势，医学岂有例外，若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其结果必冶于一炉，无所谓中也西也，然后得以名之曰新医学，亦得名之曰现代化医学。”他还提出了“现代化医学之具体法”：“生理卫生与解剖学，以西说为主，参以中说之精气神各学理，因西学如一部生理学，无一气字讲及之，不知人之生者，即是气也。”“病理学，须中西合参，因西学病菌说从人之目力不得见者，如显微镜下得见之，然显微镜放大至某倍而止焉，岂知至某倍而外，无再见之物矣，故中说七情六邪为疾病之因，亦不可厚非，因七情六邪远因也，菌者近因也，一即原因，一系诱因，所谓物必自腐而虫生者也。”“诊断学，除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淘沙取金竭力整理外，凡西法之化学检查，器械检查等，均应——采取。”在药物上提出“中药为主，西药副之”，认为“国药用之无穷，取之不尽，但能从科学化整理之，自能应用裕如”。在治疗上指出，中医之固有国粹善法均宜恢复，“如加采用西医注射法及输血法、接皮法，方称十全”。

赵逸仙在《中西医学竞争论》中提出振兴中医三条建议，而中西并参列为第一。“如欲维持医界也，第一，宜中西并参，新编医学教科书；第二，宜广筹经费，大则立医学堂，小则办医学补习科；第三，宜要求政府考验，合格者给予出身，或为医官，或为教员，或准其悬牌营业，考不及格者，必须入堂补习，仍旧考取。似此整顿，则欲以医为业者，不得不振奋精神，力图进化，相驰骋于竞争剧烈之场”。将中西汇通引进竞争机制，可谓独具卓识。

傅懒园一面著书立说提倡中西汇通，一面主持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开导学生接受西方医学新知。他在《振兴中医中药之刍议》一文中主张，欲振兴中医药，应速召集医学大家，组织医药学校，造就医药人才，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毕业后择其优者，派往欧美留学，采他邦之长以补我之短，庶中西贯通，歧黄绝学得以永久保持。该校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已重视结合现代科学，并单设一些西医课程，主要有解剖、生理、外科等。

1932年，杨则民著《内经哲学之检讨》，批驳余云岫《灵素商兑》中否定中医的错误观点，并认为阴阳概念就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从哲学的角度对待中西医汇通，有独特见解。

其他，如田晋蕃的《中西医辨》，何壁斋的《伤寒论中西通义》等，也阐明了各自的观点。

绍郡医药学研究社的成立，《绍兴医药学报》的创刊，对绍兴早期的中西汇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绍郡医药学研究社的宗旨为，“专门研究中西及日本医药科学，以交换知识，输入新理，为阐发吾国固有之医药学为宗旨”，明确提出中西并重，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学习西医，提高中医。《学报》在《请阅医药学报以重生命启》中说：“尝考德日维新，首重医学；英初变政，先讲卫生，故近今欧美日各国，医林药界，精益求精，新理新法，日出不穷，朝登报纸，暮达通衢，与国医之自私自利，秘而不显者，大相迳庭，吾侪对之能不悚惶？”指出该报“研究中西医学，凡生理病理，证治方法，以及卫生事宜，看护要则，与夫通俗简便疗法，靡不广收博采，逐期刊列报章”。从该报的内容看，《学报》成了当时中西医汇通的重要论坛。

《学报》不但发表绍地医家的见解，章太炎、时逸人、恽铁樵、张汝伟、周小农等一代名家也在该报各抒对中西汇通的看法，可见对全国的中西汇通也有一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的《绍兴新闻日报》，专门辟有《医药与社会》专栏，每逢周二刊行，由赵能谷（赵晴初之孙）主持，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提高中医学术之水准，介绍合理的医药常识”为宗旨，除介绍一般的中西医保健用药知识外，还发表诸如《重要传染病中西名词对照表及概说》等文章，对普及人们对中西汇通的认识，有一定作用。

张若霞《通俗内科学·自序》说，“本书病理多采新学，处方均用中药”，也是中西汇通的一种方式。

中西医之间的直接交流，是绍兴早期中西汇通的另一重要内容。1909年4月朔日医药学社例会时，特邀美医高福林参加，众会员多欢迎之，询其近今所治，何证居多。高答曰：多胃痛病；其次喉内生假皮症（即中医所称烂喉痧），用注射血清疗法最效（图2-40）。尔后，会长何廉臣登台讲演云：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尤不可偏执，处今学术竞争之时代，总以融贯中西，力求进步为第一要义，况现在政府及各社会，渐有扬西抑中之概，故东西医接踵而至，留学欧美日本医科之学生，源源回国，将来新旧激战，必然之势。政府已有整顿太医院改用西医之说，中西汲汲可危已可概见。当今之势，不得不取彼之长，补我之短，果能新学了然，必须比较抉择，揭彼之短，显我之长，以保国粹，为炎黄吐气。近今一班老成医士尝曰保国粹，特不谋保存之法，而徒托空言，于事终归无济。近据新学会社陈益卿君曰：我国医术积四千余年之经验，所得奇方良药，为西医所未见及者，指不胜屈，惟不能确定其作用，化验其成份，致不为西医所公认，诚可惜焉。今日欲振作之，第一宜搜经验良方，研究其作用；第二宜就本草药品，试验其效力；第三宜录古书论说之不背物理、化学、生理、病理者，辑为成书。此实保存国粹之要着也，我辈宜亟亟力行之。何氏讲演毕，与会者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1927年，绍兴中西医发起组织成立绍兴中西医协会，“以联络感情，团结团体，发展医药学术，指导民众卫生为宗旨”。

1934年6月24日（星期日），又有一批中西医名流在杜同甲寓所内聚会。杜同甲自号离尘山人，早年宦游外地，后返故里，不但热心公益事业，亦精通医道，在绍兴医界享有很高声誉，曾任《绍兴医药月报》总编多年。那天，他邀请了绍兴城内的 八位中西医名家，他们是张爱白、单轶凡、杨厚斋、裘士东、杨质安、周家枚、田康济、王铁如，除王铁如有事未到外，余皆赴会。席间议决，（一）定名：为甲戌中西医联欢会。（二）旨趣：以增加中西医界感情及研讨学术、阐发真理为主旨。（三）会议日期：定每月第一个星期日，轮值先后，以年龄长幼为序。嗣后，众人或述医理，或议时事，海阔天空，一时觥筹交错，从下午四时至晚上九时，始尽欢而散。这是绍兴早期的中西医沙龙，在全国也属先行。

为使中西医汇通理论付诸实践，1914年，裘吉生在绍兴创办中西医兼备的裘氏医院，虽然规模很小，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当时是创举。1921年，裘氏迁杭后，筹建三三医院，这时医院已设病床数十张，聘请中西医师十数人，裘氏的中西汇通主张在这里得到很好施行。

著书立说，结社办报，介绍西方医学新说，提倡中西汇通，并付诸实践，是绍兴早期中西医汇通的重要内容，而中西医师之间的直接交流，则是其特色。